宋玉《对楚王问》有这么一段：“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绝对数量而言，销路数千张的《中国现代民歌集》，与和者数千人的《下里巴人》，似乎也不相上下了。这当然只是笑谈，因为今之歌者唱起现代的《下里巴人》，电视机前的和者怕不有数十万人。在典型的工业社会里，听众当然更多。以卡洛尔·金的唱片《金碧锦》（Tapestry）为例，一九七一年初才出版，到了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已经销了五百多万张。卡洛尔·金的歌曲可以说是工业时代的典型民歌。工业时代的人，对于田园的生活、古老的家乡、纯真的友情与爱情，无不深深向往，因此民歌也好，乡村曲也好，反而大为流行。现代人要听民歌，要听新的民歌，只有自己动手来写，不可能等“民间”像酿陈年老酒那样岁月悠悠地酿出一首民歌来。要知道，农业时代的一切都是慢悠悠的，可以耐心等待，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音乐，正如政治、经济，甚至于衣饰、发型一样，是快速嬗变的。古之民歌由下而上，来自民间；今之民歌则是由上而下，来自掌握唱片、电台、电视、电影的生意人与艺人，真正的现场演唱反而是次要的了。当然，古代民歌是直接的、深厚的、诚挚的，现代民歌则往往是浮浅的、做作的，因为它是间接而又间接的，不但与听众之间隔了一层大众传播的媒介，更隔了一批谋利的商人。我们可以不满意这样子的现代民歌，却无法否认它流行的方式比起口口相传的古代民歌来，更广、更频、更快。当然，现代民歌的生命短，而淘汰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