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之所以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述自己哲学思想的特征，又是相对“理论人道主义”而言的。“正象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101]。这种“理论的人道主义”是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创立的。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发现了人的异化，揭示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但他没有看到人的异化背后的私有制以及异化劳动。马克思则把“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02]，并进行了经济学批判，发现了人的异化背后的私有制以及异化劳动，从而揭示了“非神圣形象”中的人的自我异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要消除人的异化，必须消除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103]。
所以，新的哲学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由于实践人道主义把扬弃私有财产看作“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此，实践人道主义又是“积极的人道主义”[104]。
这表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人道主义”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具有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具有内涵的一致性，即二者都在肯定自然界先在性的前提下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及其能动性，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在现存世界中的基础地位，其主旨都在于改变现存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人道主义”这一术语初步表达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换言之，“实践唯物主义”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形成。在我看来，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术语来表达，同一术语也可能表达了不同的概念。一般说来，科学概念都要求用最准确的语言形式，即最恰当的术语来表达，以实现概念和术语完美的统一。然而，这是一个思想不断发展和术语不断选择的过程。因此，在新的概念开始形成的时候，思想家往往用一些旧的术语或不恰当的术语来表达其新的思想内涵，甚至思想家本人此时也未自觉意识到新的思想已经开始形成。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当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新唯物主义，用“实践人道主义”来表达这种新唯物主义，毕竟不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