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姣的父亲说后面这些话时，一直盯着我。
我想，他一定明白要红围巾的人是谁。
果然，在屈祥曾用冻僵的身子温暖着桃叶那更加冰冷身子的小庙前，肖姣的父亲将我叫到一边，问我父亲近况如何。我将父亲轻微中风行走不便的情形简略地说了一遍。
肖姣的父亲“啊”了一声，才说：“难怪他去年秋天没来青滩。过去年年都要来，吃了一肚子桃叶橙后再回去。”
没费多少劲，我就从肖姣的父亲那里获知，父亲来青滩时，总是戴着那条红围巾。那个季节戴围巾的男人极少，戴红围巾的就更少了，而像他那样戴着又旧又破的红围巾的男人，在人来人往的青滩水码头上，多少年来也仅此一人，别无他者。所以，青滩街面上的人都认识我父亲。而且，青滩人都记得，一九六一年，在这儿触礁的一船救命粮食，正是我父亲在船上当的押运员。
肖姣的父亲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你不要错怪他，他也不容易。特别是粮船的事，搞不好人头就保不住。一九六一年，因为抢粮食，政府枪毙了不少人。”
望着崖下浑浊的江水，我发现峡江真的变成一位饱经沧桑、敦厚朴实的中年汉子，面对山峰无所不在的狙击，峡江逆来顺受的样子里，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心酸与心寒。峡江的个性与风格，完全被下游葛洲坝的回水扼杀了。这样的河流，已不配叫着峡江的名字，起码它不配承接往日峡江的文化意义。我忽然想到，如果此刻肖姣不幸坠落峡江，用不了两分钟，就能化险为夷。然而，我不会因此就对现在的峡江用尽溢美之词。甚至我还会说，我崇拜屈祥的勇猛刚健，我景仰屈祥在一九四二年初春的峡江里，用生命的酣畅所激荡出来的灵肉之情，那才是千古一曲，百年绝唱。如此壮丽之爱，才能让后人荡气回肠。像我这样站在那些故事的发生地，虚作一次伫望，虚作一次怀想，都觉得自己此生于情，已经很富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