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还有一种华夷观念，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尽相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10]。孔子认为，混淆了华、夷的界限，“于神为不详，于德为衍义，于人为失礼”。孔子的华夷观念，以“礼”作为衡量的标准，实际上是赋予民族界限以文化的异同为标准。这是他的民族观的特点，也是他的民族观的价值所在。
二、民族观念与文化认同
孔子以“礼”来划分民族间的界限，固然出于对周礼的崇敬，如其所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1]他认为诸夷同诸华的最大区别，在于诸夷在文化上落后，没有如同周礼那样被他视为完美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高度评价管仲相桓公成就霸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2]在孔子看来，夷狄的披发左衽是无法接受的。
但是，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孔子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孔子向远方小国国君问学后发表感慨，反映出了他的民族观与文化观。史载郯子朝聘于鲁，鲁昭公问及少皞氏以鸟名官之事，郯子对答如流。于是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13]其实，郯子并非夷狄君长，只是地处偏远，与夷杂居而已。从孔子的问学以及他所发出的感慨，可以得到以下认识。第一，在最遵循周礼、文化素养最高的鲁国，人们对于有关少皞氏等有关传说已不甚了解，而处在偏远地区的郯子却清晰地娓娓道来，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说明文化在传承和扩散过程中会出现人们始料不及的情况。第二，郯子的谈话，涉及多方面的历史传说，可以视为有关文化认同的一次有力的阐述。第三，孔子具有好学的精神，即使对来自偏远地区的郯子，也虚心求教。第四，问学之后，孔子感慨地认为，人们通常所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的话，原本是真实可信的，由此引申出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即文化的传播不受地域的局限，也不受民族的局限，即使居于夷地的小国之君，同样可以熟悉古代的典制。综而言之，孔子的这种民族观和文化观，同他执着于周礼是完全吻合的。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产生了“欲居九夷”[14]的打算，并强调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5]这充分显示出孔子华夷观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