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民族感和社会性，应该适可而止，不必鞭策所有诗人，勿使人人如此，篇篇如彼，定于一尊。诗中天地不可限量，唐诗之盛，如果减去王维、孟浩然、李贺、李商隐等人，仍将大为逊色。我不主张现代诗“过分”强调这两点，有下列各种原因：
第一，如果此点铺张过分，就很可能划地自囿，限制了现代诗自由开拓的活力。文坛原多一窝蜂的现象，一种题材，真正探讨有力的作家，也不过那么三五位，其他攀龙附骥之辈，除了可壮声势之外，其实于事何补？何况忧国忧民之作，往往只能期之中岁以后感慨渐深的诗人，这类主题，恐非一般青年诗人所易把握。与其感性不到、经验未圆，而强用知性去追求，不如自然些，去处理较有把握的题材吧。
第二，过分强调民族与社会的现实，分寸一失，艺术与宣传的界限难分，官方便容易挟“健康写实”以临作家，而一般作家为求自保，难免处处设防，务使作品停留在透明浅显的层次，不敢多所发挥。同时，批评家也就容易执此一端而忽略其余，只认可有骨无肉的粗疏之作，而把艺术上的苦心贬为形式主义。自由作家之于三十年代曾经饱尝这种“意识鉴定”之苦，我们又何必去重讨苦吃？